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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前湛江蔗糖生产历史
来源:碧海银沙 发布时间:2017-10-25

湛江是我国最大的蔗糖生产基地之一,甘蔗种植和糖料加工的历史相当悠久,据《徐闻县志》上记载,明代以前雷州半岛就已经有了用土糖寮加工甘蔗生产食糖。

一 、雷州半岛和甘蔗

(一)岭南甘蔗及雷州半岛

甘蔗大规模栽培在华南地区的文字记载最早的是公元一世纪的《神异经》载:“南方荒内,有甘之林”。雷州半岛夏秋高温多雨,光照强,而冬季干燥,昼夜温差大,十分适宜甘蔗生长和糖分积累。据《广东新语》记载,在公元6世纪以后,出现了两个甘蔗品种,一种是蔗茎比较粗壮的热带种,在古代文献中被称为“昆仑蔗”;另一种是蔗茎比较细的中国种,文献称为“荻蔗”“竹蔗”。但在后来,“昆仑蔗”演变为食用果蔗,“竹蔗”在中国几乎是唯一的榨糖用品种。

(二)从古交州盛产蔗制石蜜到广东三大糖蔗产区

甘蔗种植及制糖之法何时引进雷州半岛,确切的时间已不可考,现只能依文献史料及各朝代的社会背景来推敲。最早的是东汉杨孚的《异物志》便记载交趾(即交州,包括粤西雷州半岛一带)产蔗制石蜜(土糖),这是最早的文献记录。乾隆年间的《麻章墟重建北帝庙碑志》记载湛江市麻章墟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间建造北帝庙的情况,内中主要记载了建庙资金收支情况,其中可看到收取糖商的秤捐是重要的捐献来源,几乎占了建庙资金的三分之一强。由此可以推断至少在乾隆年间,湛江地区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甘蔗种植基地与糖业商品集散基地。

另据《广东省志》上所记载,从20世纪60、70年开始,全省大体可以划分为三大蔗区,即雷州半岛、珠江三角洲和潮汕平原;番禺、中山、斗门、顺德、东莞、新会、台山、 阳江、阳春、遂溪、海康、徐闻等12县市甘蔗种植面积占全省的一半以上,而在这12县市中雷州半岛就有三个县(遂溪、海康、徐闻),而且这三县在甘蔗产量上遥遥领先,牢牢地占据了排名的前三名。

二、湛江有关甘蔗制糖的历史:土糖寮和土法制糖

 (一)湛江制糖业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非常悠久

我国有关甘蔗制糖的文字记载,最早出现在公元前2世纪屈原的《楚辞招魂》和公元前2世纪司马相如的《汉书礼乐志郊祀歌》,两者都有“柘浆”的记述,柘浆者,取甘蔗汁以为饮也。东晋葛洪辑抄的《西京杂记》有“南粤出产蜜”之说。至12世纪南宋王灼撰的《糖霜谱》和17世纪明朝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都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历史上的甘蔗制糖的方法和经验。而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说得则最为清楚:“以蔗准过漳木槽取而分成清者,为蔗饧。凝结有沙者为沙糖,漆瓮造成如石如霜如冰者为石蜜、为糖霜、为冰糖。”

湛江的甘蔗制糖业始于何时,史料并无明确记载。据《徐闻县志》记载自明朝嘉靖朝以前已有土糖寮存在。清康熙《海康县志》有种蔗制糖的记载。但较可信的是清道光《遂溪县志》卷10《物产》中所记载的:道光年以前遂溪县的糖品种已经相当丰富,所产“有五色片糖,白糖、冰糖、洋糖、赤砂糖”等,并且大量出口“通天津各省等处”,成为县邑一大产业。这说明了湛江的甘蔗制糖业至少应在明朝不仅已经有了,而且发展得很蓬勃活跃,在明清时期,雷州府的土糖已具相当规模。

(二)旧时制糖业:土糖寮

雷州半岛的土糖生产在机榨糖寮出现前,一直是使用 “牛拉石辘榨蔗,锅灶熬糖,瓦器分蜜。”

旧式土糖寮是由圆锥形之棚屋及熬糖屋两部份购成。整个结构可以说简陋不堪,由雷州传统的“草瓦茨墙”之茅草屋两间,一作伙房,一作熬糖屋(制糖房),茅草屋底部约五十尺,高约三十尺,内部以麻竹支撑,屋顶以茅草、稻草、或甘蔗叶等铺盖而成,是压榨甘蔗的地方。熬糖屋(制糖房)内排列孔明鼎,是煮糖的地方。一间糖寮一般用工五人,其中煮糖师傅一人,榨蔗一人,管牛一人,烧火一人,杂工一人。生产设备比较简单,主要装置有:1、转盘(由成块方石刻制成);2、石辘(榨蔗主要设备,状如狮子鼓);3、顶板(似门字形,木制);4、制动杆(又称牛担、辗围、绞拱);5、炉灶(长方形,泥砖砌成);6、煮糖锅(三锅相连成品字形,后一字形排列);7、滚糖板(竹制,方形)。另外,还有瓦缸等辅助用具。

土糖寮的生产一般是由工人削净甘蔗,捆扎成担放在石辘旁,一人放蔗入辘,一人赶牛带动榨辘转动,先拉动第一个辘,通过木齿带动第二个辘。石辘互相挤压,三次才挤干蔗汁。第三次挤压时,还要将辘向里再夹紧些,使蔗渣更干。蔗汁沿辘流下底座沟槽,通过竹筒流入大瓦缸沉淀。40分钟要换牛一次,每次榨蔗糖四把,一昼夜换牛三十至三十五次。

据《徐闻县志》中记载,糖寮是原始的糖蔗加工场所,设备简陋,以耕牛为动力,加工能力低(1间土糖寮日加工糖蔗约2500公斤,产糖仅150公斤)。

民国22年(1933年)前,土糖寮制糖方法很简单。一般是先将榨出的蔗汁灌进大铁锅里煮熬,待成浆后加入适量石灰,然后装入“土漏”中,糖浆结晶后取出。此糖呈黑褐色,故称为土砂糖。民国22年后制糖的方法有所改进,能制赤砂糖和“砖糖”。

三、明清时期的糖业发展和相关政策

(一)明清时期,雷州半岛糖业发展的第一个小高潮

据《徐闻县志》上所记载,早在明代以前雷州半岛的农村就已开办土糖寮,说明确认蔗糖为雷州半岛重要出口商品。从明末开始,雷州半岛政治日益稳定,特别是朝廷取消海禁后,各县励行屯垦,更积极奖励糖业,并由福建和海南引进蔗苗,改良制糖方法,蔗糖产量因之大增。而18世纪初年当时土糖的年产量已达10000吨,大部分是外销用途,土糖更一直是最重要输出品,虽然在往后因清代的固步自封而使糖业一度衰落。

康熙年间清政府在广东各地推行“征糖顶粮”政策,推动了广东的糖业生产,制糖业已经成为产蔗区农民一个重要致富来源,只宜种植稻谷的沙田,也被改种甘蔗,甘蔗的种植规模基本上是“蔗田与禾田略等”。这种情况,甚至引起了部分地方官员的不满,清雍正五年就曾有广西巡抚韩辅良对广东因种蔗和经济作物,导致从广西等地输入大米,甚为不满,认为“在广东本处之人,惟知贪财重利,将土地多种龙眼、甘蔗、烟草、青靛之属,以致民富而少米”,上疏要求禁止经济作物的大规模种植的事件发生。这说明雍正年间广东的糖业发展是相当快速的。

从清雍正年间开始,徐闻海安港就因雷州半岛糖业的兴隆而设立粤海关的分关,对外贸易乃渐形发达,当时除少部分由蔗主直接用船运往外地销售外,大部分运至海安街,潮州人和广府人纷纷前来开设“九八行”(即中介行、糖行),从事土糖输出。当时全雷州半岛几乎由海安街的日悦来、日维记、日协和、日源成、日庆丰、日悦记、日合成和日遂隆等八家大型的糖行或商栈代销,这些商行全为潮州人和广府人开设,收取手续费2%,糖栈收手续费百分之二,称“九八行”。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徐闻人喜欢把做中介的称为“九八”的由来了,当时上等糖每包(20公斤)、售得银元6—7元,中等糖每包4—5元,下等糖2—3元。输出量丰年10多万包,一般年景7万多包,歉年4—5万包。

糖捐、糖税也是在这些盛产糖料的地方的糖业发展后才开始征收,并且成为产糖县的重要财政来源。以徐闻县为例,当时在这些糖的税赋方面管理是相当严格的,上等糖每包纳税银元四分八厘六毫八丝五忽,中等糖每包纳税银元三分一厘四毫一丝。徐闻县当时丰年制糖户约有二千多家,糖寮约六、七百间,输出糖十余万包;平年糖寮减半,输出糖七、八万包;歉年糖寮仅丰年三分之一,输出糖仅有四、五万包,海安港的糖厘成为雷廉总口税收的一项重要收入。

据《雷州府志》和《海康县续志》记:两广总督张之洞曾下令拨海安糖厘充作雷阳书院的经费,这也是雷阳书院最主要的经费来源之一,而正是这项重要的经费,使得雷阳书院的办学得以继续下去,并沿袭成为今日的湛江师范学院,可以说没有海安港埠的糖厘就没有今天的湛江师范学院!此时期整个雷州府三县年输出糖约五十至六十万担,糖远销海口、香港、上海、烟台、天津、牛庄等埠。

1876年西印度群岛之甘蔗及法国之甜菜均告歉收,世界食糖供不应求,雷州半岛的糖料生产在高糖价刺激之下,产量大增。至清光绪年间,雷州半岛的土糖寮也逐渐扩张到1200间以上,据《徐闻县志》上记载: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全县有土糖寮600多间,全年产糖5500多吨,创空前记录,糖业地位又见活跃,雷州的经济也因糖业的发展而蓬勃发展。其间虽然说也受外围和政策的一些影响,比如清光绪十年(1884),糖价跌进谷底,接着中法战争开战,糖价再次狂跌;光绪十二年(1886),朝廷又出台一系列农业“重税”,以致成本加重,但这都无法阻碍雷州糖业的发展。

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80年代,我国的糖业生产能获得进一步发展,原因是多样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欧洲市场对华糖需求的剧增。

17世纪上半期,中国糖出口主要通过荷兰大量贩至欧洲市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资本主义势力纷纷入侵中国,从中国掠夺欧洲急需的食糖,致使中国糖出口剧增,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糖业生产。虽然在1800年欧洲的俄国和德国开始建立甜菜糖厂,致力于甜菜糖的生产,此后欧洲大陆其它各国相继开始了甜菜糖的生产,但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欧洲大陆所需的糖主要来自其殖民地如古巴、爪哇等地,产量不是很稳定,对中国糖的需求一直在增加。

后来资本主义加深入侵中国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尤其在关税方面更利于帝国主义货物在中国的倾销,在土糖与洋糖的竞争中,土糖面前关税林立,各种转口税层层加码,商人不堪重负,面对这种负担,商人又部分地转稼于蔗农,造成了既不利于糖商也不利于蔗农的糖业生产和运销局面;相反,洋商在国内运销蔗糖,只须交一次税便可通行全国,中间环节的负担很少。政策对土糖生产与流通环节的抑制作用,极大地伤害了国内糖商与蔗农的利益,造成不少地方糖业生产者对糖业生产情绪的低落,以致蔗农因无利而出现毁蔗种别的作物的情况。

(二)雷州半岛清代时甚至到了“糖价与米价等”的地步

康熙以后至光绪初年,形成了粤西糖业商品生产基地,出现了自粤西的西南沿海连结成带的甘蔗种植区,即以茂名、高州、遂溪、徐闻、石城、合浦为主的糖业区。这些地方搭建了很多小糖寮,如雷州半岛的徐闻县和遂溪县,在康熙、乾隆年间成为重要的糖业出口县,此时的乡村糖业生产极为普遍,出现了专门将乡村所产糖收集后运出外省销售的商人。同治至光绪初年广东的糖业出口极盛一时,雷州半岛遂成为重要的糖业出口基地,种蔗榨糖成为民间普遍致富的现象,正是“甘蔗千畦百亩蕉,蕉多果市蔗多寮。一年衣食农耕裕,胜过洋船外国飘”。 清嘉庆《雷州府志》上记载:糖名颇繁,不外乌、白两种。乌糖其行不远,白糖则货至苏州、天津等处。徐闻县多种蔗,产糖亦最多。当时徐闻甚至到了“糖价与米价等”的地步,可见其糖产之盛!

四、民国时期的糖业发展和相关政策

20世纪20年代,湛江地区仍以徐闻糖业最盛,当时徐闻中部种植甘蔗占“十分之七,纵横三十余里”。加之当时的徐闻森林密布、土地肥沃、雨量充沛,种出的甘蔗含糖量非常高,蔗身又高大丰盈,出汁量大,远近闻名。当时徐闻丰年仍输出二十多万担,一般年景十多万担。其产砂糖远销琼州、香港、上海、烟台、天津等埠。遂溪次之,糖寮有67间,吴川糖寮较少。糖价以吴川较高,砂糖担价18元,片糖11元;遂溪片糖担价只7元。遂溪所产的片糖多用木箱装运至港澳、江门等外埠;蒲包装的卖到梅菉、安铺、广州湾(今湛江赤坎区和霞山区);本地销售的一般用竹箩装,每箩重约150斤。

民国初年,湛江地区的糖主销广州、上海、香港、江门、琼州、北海。较大集散地是安铺,全年运销片糖一万公斤,白糖一万五千公斤。梅菉次之,年运销片糖也近一万公斤。而海安港因匪乱严重受影响。主产区遂溪、徐闻均有片糖约七十五万公斤销往外地。当时经营糖类生产较著名的商行有:廉江城的裕昌行、安铺的盛昌行,海康县乌石的义益行,徐闻城的何裕兴行、陈大源行等。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由于徐闻县受土匪为害,村庄败废,其产糖从民国初年的120多万包骤降至30年代的26—27万包。从此,徐闻由于种种原因正式退出了长期以来糖业的龙头地位,而遂溪则于此时跃居南路各县之首,产糖值140万元以上。

1935年,现湛江市属五县共有糖寮近两千间,遂溪县最多,有1500间,年产糖25万担。主要分布于四区(城月,仅城里乡有数十间糖寮,每户年收入100多担糖)、九区和三区(黄略)。徐闻县有糖寮300多间,年产糖9万担,主要分布于一区(糖寮占全县一半,产糖5万多担)、五区和六区(各有糖寮30—50间,产糖1.1至1.5万担)。到抗战前夕,徐闻县仍有200多间糖寮,年产片糖、砂糖2.7万担,所产砖糖均用大竹笠包装,内有蔗壳将糖隔开,防止损坏。每“笠”装有五百块,两“笠”(一千块)称一贡糖。交易时一般以贡为单位计价,故装时要准确。砂糖用蒲包装,分大、小包,大包毛重154斤,小包毛重116斤。民国23年后,徐闻匪乱平息,复办糖寮301间,全年产糖4520吨。

1940年,遂溪县产黄糖27万担,担价170元,总值4590万元;吴川县产黄糖1080担,担价112元,价值约12.1万元。这表明价格比战前已急剧上涨。1943年,广州湾沦入日军之手,土糖生产进入衰落期。抗战胜利后,土糖生产一度起色,1946—1947年榨季,湛江市辖五县及郊区共产土糖48万多担,有糖寮1240多间。其中遂溪县占居首位,产糖近39万担,有糖寮290多间,但规模小,平均日产糖仅2担多。徐闻县次之,产糖共4.4万多担,糖寮虽然最多达800多间,但规模很小。海康县仅有糖寮36间,规模较大,平均日产糖7担,产糖量接近徐闻县的一半。海康、廉江、吴川等县的土糖产量少,主要供本地消费;遂溪县、徐闻县和郊区土糖的产量较多,大量运往外埠。

五、建国后的发展和变化

建国初期,人民政府采取措施扶持农民种蔗,稳定糖价,粮糖比价趋于合理,因此在湛江经济发展之初期,糖业促进湛江农村的繁荣,也带动工业的发展,是湛江经济的火车头。一担中等片糖与一担中等白米的比价,1949年是1∶1,1950年提高到1.82∶1,1951年又提高到2.32∶1。较高的糖价,使蔗糖生产恢复很快。1950/51榨季,全市五县及郊区有糖寮882间,产糖16.35万担,1951/52榨季上升到45.51万担。1952/53榨季糖寮增加到1394间,产糖56.28万担。1954年仍有土糖寮1442间,糖产量29.22万担,与1953年相比,开始呈下降趋势。

1954年,广东省开始实行食糖分区、分季、分月、定点、定量、凭证供应办法。1955年,又实行对各种土糖除蔗农按规定配给量留糖自食外,全部由省糖业公司(烟糖公司)及其委托的合作社收购的办法。由于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个别糖类价格升高(如徐闻上等砖糖的收购价从1954年的每担12.2元上升到1965年的18.18元),但其它主要种类的土糖出厂价不断降低。1956年后,随着机糖厂不断兴建,土糖生产日益降居次要地位,是年全市产土糖3109吨,占食糖总产27.4%,所占比例第一次低于机糖。农业合作化后,土糖寮逐渐由个体经营改为集体所有。在榨季生产中,优先安排满足机糖生产,只准在交通不便、零星分散的蔗区开设土糖寮。

六、粤西第一家现代化大型机械化制糖厂的诞生及现代机械化制糖业的快速发展

粤西地区最早的机械制糖始于1947年,当时在湛江市郊的志满已有人用小型半自动机械生产蔗糖,但规模不大,难成气候。大型机械制糖则到1951年初由华侨在徐闻县城南门塘南坡建成的侨资华南糖厂。

据《徐闻县志》记载;“华南糖厂1951年由美加籍华侨梁国新、杜启冲、张治安、蔡启文等8人共同出资创建。”梁国新、张治安于1947年5月到雷州半岛实地考察,于1948年中购进地皮,筹备兴建一家机制糖厂,直到1951年5月这家当时颇为大型的机制糖厂终于开始批量生产。初时工人200多人,日榨糖能力为100吨,设有切蔗、压榨、煮糖等车间。

1953年,华南糖厂开始使用真空蛇管洁晶罐、多效真空蒸发罐、真空泵、助晶箱、分蜜机、水管锅炉、蒸汽机、固定式硫磺炉、开口加热管、浮子式开口沉降器、布袋过滤器、发灰池等当时比较先进的机械和设备进行制糖生产,其工艺技术指标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产品质量远优于当时其他地方的蔗糖生产标准。

湛江地区从20世纪60年代中开始,用半机械化的两辘或三辘小榨机逐渐代替了原始的石辘榨蔗。60年代后期,又使用14千瓦电动机,自此土糖生产基本淘汰了牛拉石辘式的原始生产,实现了半机械化。

由于有了华南糖厂成功经验,从60年代开始,湛江和其他粤西地区的县市的大型机械制糖业也在国家计划经济的统筹兼顾下飞速发展,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鼎盛时期,制糖业为湛江市最重要经济支柱之一,建成甘蔗种植面积230多万亩以上的甘蔗生产基地,总产甘蔗1000万吨以上。已拥有大型糖厂共34间,日压榨甘蔗能力达到9.08万吨。当时全湛江的食糖生产量一度约占全国四分之一,成为全国四大食糖生产基地之一,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蜜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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